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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是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统称，在《京都协议书》要求减排的6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为最大宗，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在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具备了商品属性。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

2021年6月底前将上线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交易中心将落地上海，碳配额登记系统设在湖北武汉。2021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委于6月25日宣布全国碳交易市场开启。

碳交易原理

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Carbon Market）。引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议定书》便是碳市场的最重要强制性规则之一，《议定书》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他规则从《议定书》中衍生，如《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到2012年，比1990 年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分配给各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确立交易规则。当然也有的规则是自愿性的，没有国际、国家政策或法律强制约束，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环保责任。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

碳交易机制

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与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直接导致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价格差。从而产生了碳交易市场。

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拉开了序幕。同时，深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个人投资者开放，为全国人民打开了新的投资渠道。为方便全国各地关注碳排放交易的机构和个人，开设了“足不出户，异地开户”的服务

碳交易产生根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交换，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 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100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法律依据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又称为“地球高峰会”）上，155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此系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根本母法。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届缔约国会议，通过具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用10款文字“确定一种清洁发展机制”。

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届缔约国会议，通过落实《京都议定书》机制的一系列决定文件，称为“马拉喀什文件”，包括：

第15/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机制的原则、性质和范围”。

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碳交易主要依据以上的法律文件进行。

碳交易机制

碳交易机制就是规范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制度。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3种碳交易机制。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也就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这是帮助欧盟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所承诺减排目标的关键措施，并将在中长期持续发挥作用。

在这两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之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市场。与强制减排不同的是，自愿减排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这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机构，出于自己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宣传的考虑，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VER)来抵消日常经营和活动中的碳排放。这个市场的参与方，主要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一些个人会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

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认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自愿减排是必须经过的道路。原因是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国际化，许多国家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机制对我们的企业提出减排要求。这时候我们的企业怎么达到要求呢？购买自愿减排量，可能是这些企业将来降低碳足迹的一种选择。

为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温室气体减量的最终目的，前述的法律架构约定了三种排减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

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这三种都允许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国与国之间，进行减排单位的转让或获得，但具体的规则与作用有所不同。

《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针对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CDM Registry）的减排单位转让。旨为使非附件一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同时协助附件一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 Emmissions Reduction，CERs，专用于清洁发展机制），以降低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成本。

《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 Committee）监督下，进行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ERU）。联合履行详细规定于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National Registry)之间，清除单位”（Removal Unit，RMUs）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

碳减排

清洁能源机制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别人掏钱，你来减排。要从根本上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说起。

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1997年12月，第3次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同时，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如果完不成减排任务，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或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量，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作为自己的减排量。

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欧盟的排放量要削减8%，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指标，欧盟可以掏钱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项目，这个购买来的项目减少的排放量就视为欧盟的减排量。至于国际上为什么把这一交易市场简称为“碳市场”，从事碳交易第三方认证的挪威船级社专家张建丽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其他5种温室气体最终也是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计算的”。

“排放量可以买卖，应该说是世界范围内提升环境质量的一大创举。”张建丽介绍，因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积极进入发展中国家寻找合作项目，为碳交易开辟了绿色通道。

“这也是业内把既减排又赚钱的CDM称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免费午餐的原因。”张建丽说。

碳交易三步走

那么，如何在碳市场交易CDM呢？

北京中碳技术有限公司业务员成光介绍，根据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马拉喀什协定》，一个典型的CDM项目从开始准备到实施直到最终产生有效减排量，需要经历项目识别、项目设计、参与国批准、项目审定、项目注册、项目实施、监测预报高、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经核实的减排额度签发等主要步骤。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理事会（EB）消息，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目前中国有近2000个CDM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有267个CDM项目在EB成功注册。

作为一家从事碳市场交易的中介公司，成光说，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感到CDM项目能否在EB实现成功注册，是交易CDM成功的关键因素。

成光介绍，一般来说，碳市场交易包括前期开发、碳资产开发、碳资产项目管理三个流程。而各个流程阶段又包括许多环节。如在前期开发阶段，要进行项目分析，即确定企业有哪些项目符合CDM的概念；要进一步收集信息，进行减排量的估算以及测算方法的确定；要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并确定开发成本以及开发风险。

在碳资产开发阶段，要进行项目文件设计、卖方和买方政府审批、购碳协议签署、第三方认证、联合国注册等程序。成光说：“每个CDM项目都有一个独立的文件报告，中文部分交由中国政府审批，英文部分提交第三方认证、联合国登记，注册登记需要在网上公示50天，如无疑义，公示期结束即意味着自动注册成功。”

据悉，在碳资产项目管理阶段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进行日常管理，主要包括流程的监控以及企业运营信息的获取，目的在于保障企业碳资产的稳定收益，避免在没有产生减排量的情况下，提前与买家沟通采取防范措施。第二，要根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按照企业的要求分季度或年度出具项目检测报告。第三，对减排量进行第三方认证，在联合国登记，最后进行碳资产交割。

在这些过程中，企业需要交付哪些费用呢？成光介绍，一般的费用包括第三方对项目的审核(1.8万欧元)，注册费(0.2美元/年核实减排吨数)，监测核查和核证费用(1万美元左右)，联合国CDM理事会征收的适应性费用(核实减排总额的2%)、行政管理费(0.2美元/核实减排吨数)，中国政府征收的环境资源税(核实减排总额的2%)等。

至于中介公司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成光表示，识别CDM项目、为项目业主寻找和筛选碳购买方、协助企业与买方的谈判、帮助企业在减排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最终促成CDM项目的完成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　根据碳交易的三种机制，碳交易被区分为两种型态：

配额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交易，主要是被《京都议定书》排减的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

项目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透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

碳市场

到2009年3月，世界上的碳交易所共有四个：

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ropean Un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

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UK Emissions Trading Group, ETG）

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 of Australia，NSW）

由于美国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所以只有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及英国排放权交易制是国际性的交易所，美国的交易所只有象征性意义。

2011年，国家发改委确定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湖北、重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2年，7试点省市研究编制试点方案，开展各项基础准备工作；

2013年6月18日，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鸣锣；

2013年11月26日，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鸣锣；

2013年11月28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鸣锣；

2013年12月20日，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鸣锣；

2013年12月26日，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鸣锣

湖北省、重庆市即将启动

2015年9月8日，由中国碳论坛（CCF）和ICF国际咨询公司联合开展的《2015中国碳价调查》发布。调查认为，我国碳排放峰值将出现在2030年。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碳价将逐步告别低位。

全国碳市场时间表已确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前公布“上半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再次指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大致分为3个阶段。其中，2014年至2016年为前期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关键时期。2016年至2019年是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阶段，这一阶段将全面启动涉及所有碳市场要素的工作，检验碳市场这个“机器”的运转情况，但不会让“机器”达到最大运行速度。2019年以后，将启动碳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使碳市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的作用。

在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已有的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国正在碳交易领域迅速积累经验，并将尽全力于2017年建成全国性碳交易体系”。业内人士认为，全国碳交易市场若开启，规模将高达千亿元。

“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制定出碳配额分配方案，要充分借鉴深圳和其他试点城市的经验，提出全国市场覆盖的范围，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表示。

未来10年是减碳关键期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调宣扬开征碳税与碳关税。根据报道，这一时间节点将在2020年左右。而此时，恰逢中国碳排放向峰值攀升阶段。一旦征收碳关税，并按照西方的标准确定税额，我国的出口产品将会因碳排放量过高而遭受高额关税这一贸易壁垒。

换言之，未来5至10年间，将是我国企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没能利用好这一时间段，企业不仅将面临高昂的碳排放配额费用，还有可能面临因高排放带来的出口受挫。

与会专家建议，要加快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促进具有威慑力的排放倒逼机制，督促企业加快绿色转型的进度。同时，通过产业、税收等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积极采用低碳技术，提供绿色环保的服务，生产低碳排放的产品，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使我国外贸向绿色化方向升级。

2021年6月，据新华财经消息，生态环境部等多部委于6月25日宣布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开启，交易中心设在上海，登记中心设在武汉。7个试点的地方交易市场继续运营。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超过2000家。我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

2024年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84]成交量2.12亿吨，成交额144.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