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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网络流行语，本义即播种草种子或栽植草这种植物的幼苗，后指专门给别人推荐好货以诱人购买的行为，类似“安利”。这个词流行于各类美妆论坛，后来扩展到微博中。2022年4月4日百度指数显示，“种草”的整体日均搜索指数值为860、移动日均搜索指数值为636、最高峰值为2771（2018年2月22日）。

• 1. 犹族类。

     清 黄宗羲 《子刘子行状》：“同邑商周祚谓先生曰：‘慎毋及时事，旦晚吏部矣。’先生不听。於是浙人僉曰：‘非吾家种草，可使之相厄之地乎？’”

  2. 用作动词

     泛指“把一样事物分享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样事物”的行为，类似网络用语“安利”的用法。

  3. 用作形容词

     形容一件事物让自己从心里由衷地喜欢。

“种草” 由于某人介绍了某样东西如何好如何棒，让你对此怦然动心，她便是那“种草”人。越是论坛名人，越是被注以“精华”的帖子，“种草”的能力就越强。

种草词语来源

“种”在《应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种植；栽”，“种草”的本义即播种草种子或栽植草这种植物的幼苗。“种草”这个词汇的引申义一开始主要流行于各类美妆论坛、社区；至移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到来，又迅速被扩散至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

种草流行背景

2008至2010年恰逢kindle电子书、苹果手机等电子产品登陆中国的小高潮，爱好电子产品的买手们常常陷入产生购买欲与购买心仪产品的不断循环中，这种滋长的购物欲好比野草般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久而久之，网友便将“长草”视为对个人喜爱物品的强大占有欲或购买欲，泛指美妆、服饰、电子产品等各个领域。在“长草”一词基础之上，由于语言机制的类推作用和大众求新求异的语用心理，以“~草”为词语模又形成了“种草”等新词，频繁出现于各类美妆论坛，逐渐扩散至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

艾瑞报告发布《种草一代·“95后”时尚消费报告》，将“95后”称为“被种草”的中坚力量。

2021年5月，中信证券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有64.3%的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在购物时受到“种草”推荐的影响。

种草词语应用

1. 语法语义

   “种草”在网络上的用法有三种，总的来说可解释为：第一，有“推荐”义，及推荐人通过对某一产品的品质、特性等方面进行夸耀，从而来激起其他人的购买欲望，吸引人购买。第二，有“被推荐”义，也称为“被种草”。第三，也有对一件物品非常喜欢的意思，有形容词性质。

   “种草”常充当谓语，一般不单独做主宾语，与“被”构成“被种草”的形式后可整体充当句子的宾语或定语。“种草”获得新义项之后新增了充当定语的功能，但一般充当谓语，不做主语，多与“被”字搭配表被动态。“种草”前面是可以有副词修饰，而且可以充当句子成分。

2. 引用示例

   舌尖3种草一口锅？讲述美食背后的器具故事（中国新闻网2018年2月22日）

   “种草”要理性，“拔草”要适度。（人民网2019年8月21日）

   “种草神器”套路多，消费者选择需谨慎。（《北京日报》2019年8月21日）

   让更多人“种草”天津企业（《天津日报》2019年11月27日）

   下单前，小王会专门浏览别人对产品的使用评价，“听听过来人的建议”在她看来很有必要，因为自己很难对所有同类商品有全面了解。“别人可以种草我，如果我的消费体验好，也能种草别人，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小王说。（《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2月28日）

   “这是我最近的新探索之一，比如小红书是年轻人聚集的平台，拥有超过2亿月活跃用户，这其中，90后等年轻群体的占比达到72%。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年轻人建立连接，也更方便向年轻人‘种草’冰雪运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杨扬说。（《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Z1期）

   对此，监管部门要通过信息披露机制、理性比较机制等措施形成合力，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与追责，倒逼平台完善交易规则、健全评价体系，守住产品质量关，对虚假信息零容忍，避免“假种草”真诱导，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种草”环境。（《今晚报》2022年3月31日）

种草衍生词语

长草、拔草、狂草、种草机、种草人、反向种草

种草社会影响

1. 种草经济

   在攻略中植入广告的做法，就是“种草”。草看起来很普通，但很容易成长，也很容易茂盛，这正是市场营销的至高境界。美妆行业的“种草”商业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并逐步溢出到其他各个领域，从而使“种草经济”开始流行。作为一种传播机制，网红大幅度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以及消费者的决策效率，而这正是“种草经济”快速流行的关键。

2. 负面影响

   过度的符号消费遮蔽了个体的真实自我

   “种草”消费体现出青年消费者对于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但是，倘若完全把商品消费当作衡量个体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直接依据，就会掉入消费主义营造的符号陷阱之中。在快节奏与浅交往的社交情境下，个体的学识、涵养、品德等很难短时间内体现出来，人们多根据衣着、配饰等外在因素形成的“第一印象”来评判他人。凡勃伦指出，社会上层阶级消费精美商品，除了物质享受目的，“还存在着荣誉准..…….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各类“种草”文案都遵循着一致的营销逻辑，认为高档商品表征着使用者的阶层品味，可以揭示使用者所在的社会阶层。受到“种草”文案符号营销策略影响，一些青年消费者过度在意符号消费，被高档商品塑造的符号自我遍蔽了真实自我。“拼单式名媛”“精致穷”“隐形贫困人口”等青年不良消费现象表明，倘若一味以消费水平衡量人生价值和幸福程度，只会加剧物质过剩与精神贫瘠之间的对立。

   单一的符号审美加剧了消费的圈层固化

   “种草”消费的显著特征是消费者在线集群，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消费主题多样、消费层次鲜明的圈层部落。青年消费者以“网红”带货者为集结中心，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消费圈层。“媒介奇观是名人文化，它为受众提供了时尚、外表和人格角色的模型、示范。当青年消费者与“网红”带货者建立起稳定的情感连接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喜爱的博主或主播买单。青年消费者把“种草”消费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交形式，通过“同一色号”“偶像同款”等消费符号找到与自己品味相似或趣味相投的群体，并在这种以“同款”为纽带的虚拟社交圈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尽管如此，长期接触某种单一的消费审美符号会加剧圈层固化，不利于社会价值观整合。新媒体社交平台持续引导社会公众消费相同的商品，“同款”呈现的单一审美符号将青年消费者束缚在同质化的消费信息“茧房”之中，在定义消费时尚潮流的同时也使个体丧失了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一旦在线消费社群完全操控了青年消费者对生活的审美认知，他们就会陷入对消费时尚潮流的盲目追捧之中，并做出非理性消费行为。

   功利的消费倾向扭曲了价值的评价尺度

   长期沉浸在符号化消费营造的符号幻象中，会导致青年消费者产生过度功利的消费倾向。网络“种草”消费对于“高颜值”外在形象的过度渲染，极易使青年消费者形成“颜控”或者“颜值即正义”的片面审美观。部分青年消费者将是否具有“高颜值”作为衡量和评价个体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基本尺度，忽视了崇高理想信念对幸福人生的重要意义。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传统价值评价所注重的理想、信念、信仰等价值因素正在被网络消费文化的流行、品味、档次等符号因素所替代。商品符号等级直接表征着社会身份地位，财富与资本成为判断个体价值的重要依据。盲目的消费主义符号崇拜导致部分青年消费者只重视打扮外在形象，而忽视了内在精神境界的提升。倘若完全把对物质的追求当作获取人生幸福的途径，只能进一步加剧青年精神世界的空虚感与无意义感。这种“以貌取人”的片面审美观还会矮化青年消费者的是非评价标准，造成社会道德判断的浅表化和粗俗化。

   膨胀的消费欲望消解了青年的奋斗精神

   过度关注消费的符号意义造成青年的消费欲望滋长，导致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等不良风气蔓延。在膨胀的物质消费欲望支配下，部分青年消费者不顾自己的实际生活需要，盲目跟风“种草”那些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高档商品。由于青年人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独立，一味地追求高档的精致生活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同时，无节制的消费还导致部分青年收支失衡，不得不依靠额外劳动来偿还债务。长期处于超前消费和奢侈消费状态中，部分青年消费者逐渐对工作产生懈怠甚至是厌恶情绪，丧失了对美好生活的奋斗热情。一些青年人在社交情境中称自己是“打工人”；体现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对于他们而言，劳动仅仅是获得物质报酬和生存资料的手段，而不是创造社会价值和彰显人生意义的途径。“打工人”亦是负债的“尾款人”。为了满足膨胀的物质消费欲望，部分青年消费者逐渐从“吃土人”转变成“吃圭人”甚至是“吃垚人”。他们陷入了“越消费，越负债，越颓废”的窘境，原本试图通过消费获得精神补偿，但由于消费需要金钱作为资本，又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额外劳动，从而产生新的精神压力。

种草社会评价

青年网络“种草”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表征着他们的个性塑造、生活态度以及价值选择。虽然网络“种草”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青年社会化，但是过度以及盲目的符号崇拜也导致部分青年消费者陷入到符号化消费所营造的欲望陷阱与价值幻象之中。（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师董扣艳评）

尽管“种草”作为一种兴起的社会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为打破专业信息壁垒，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等提供了便利，但也有人认为，“种草”可能会引发冲动消费。“种草”一时爽，一直“拔草”却不一定一直爽，被“种草”的消费者更应保持理性，特别是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要多方核实来源和使用效果，才不会在“拔草”时后悔莫及。（《上海信息化》王霜奉评）